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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老农拿出一纸欠条,76年前借贺龙元帅420块大洋,如今还多少?

发布日期:
2021-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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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

“借周连池先生银元450块……八路军贺龙。”

不久之前,一位衣着简朴的老农突然找到了政府,并出示了一张有着70多年历史的借条。

借条内容很简单,指的就是1945年3月贺龙元帅借了爱国人士周连池450块银元用于购买部队补给。

看着这张借条,政府也是犯了难,这借条究竟是真是假?倘若是真的,政府又该还予多少钱呢?

湖南老农拿出一纸欠条,76年前借贺龙元帅420块大洋,如今还多少?

疑点重重的借条

有关贺龙元帅借条的消息一经曝出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很多人都对这张借条上的内容存疑。

为什么呢?这里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借条的原内容。

“借爱国人士周连池先生大米陸拾肆斗、大肥猪壹条、银元肆佰贰拾块,铜钱伍佰块、小钱十贯,祖国统一时来中央。八路军贺龙”

倘若我们单从这张借条上来看的话,其内容可以说是漏洞百出,主要疑点就有五个。

首先,彼时的贺龙元帅正在陕甘宁和晋绥联防区担任司令员,根本不可能跨越千里,跑到千里之外和周连池借钱,这里时间和地点上产生了冲突。

其次,1945年3月尚且属于抗战时期,而“祖国统一”这种典型的解放战争后才有的说法当时根本不存在。

不仅如此,落款中的“八路军”一词也有问题,因为自1937年9月起,我党正式公文中就不再借用八路军这个说法,反而以18集团军代替。

除了上述较为明显的三个漏洞外,借条中出现的简体字、错别字也引人怀疑。

因为借条本身是简繁体混用的,而简体字是新中国建立后才逐步推广开的,至于错别字就更不可能了。

且不说贺龙元帅的文化水平,当时的借条上可还有着我党其他人专门盖章的,岂会没有注意到这个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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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对于民众的观点来说,专家们看问题看得更深入,像隆回县文物局专家戴鹤就指出了两个更细致的问题:

其一,借条上盖的贺龙元帅的印章不对,与史实记载中的“四方四正且较小”不相吻合。

其二,在周炎光出示父亲周连池当初打下的借条时,还曾一并出示过一张周连池与贺龙元帅的合照以此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可问题是照片上的贺龙元帅身穿元帅服,而彼时的他还没被授予元帅衔。

从这种种角度来看,想必大家也可以初步定下结论,这张借条是假的了。

然而,由于我党一直秉持的是“为人民服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让人民吃亏”的理念,所以就专门请了更多的专家来针对这一借条进行核实。

而从核实的结果上来看,该张借条的印章和墨迹都属于旧迹,并非造假,另外这张借条采用的纸张更是我国解放前记账专用的契格纸,从这个方面来看,也与我军当时打下的其他借条相吻合。

专家们的观点无疑证明了这张借条的真实性,可问题来了,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又该如何解释呢?面对大家的疑惑,还是当年的一个“红小鬼”给予了我们答案。

出人意料的真相

说到“中国最小的红小鬼”,大家应该多多少少有些印象,那就是7岁参军、9岁参与长征的向轩。

也正是由于那个时代的特殊性,所以如此小的孩子才会参与到军队中,而经过我国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反复考察,最终才确定项轩的确是我国最小的红军,巧合的是他正好是贺龙元帅的老部下。

沿着报纸上的消息,受周炎光委托的邻居吴佑元,就这么跑到了成都离职干部休养所,找到了向轩向他询问情况。

而向轩在经过了一番追忆之后,最终肯定了这张借条的真实性,也为当初的那段故事进一步进行了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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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彼时的贺龙元帅虽然在千里之外担任司令官,但是他麾下的部队却的确是在贺炳炎、廖汉生等人的率领下,从湖南宝庆地区经过,而那张借条上所盖着的印有“陈菊生”名字的印章,就隶属于该部队的后勤部长。

也就是说,是贺龙元帅的部下,在路过湖南宝庆地区时,以贺龙元帅的名义借下了上述的那些东西。

下属竟敢冒充上级,以上级的名义借钱?

可能这在如今许多人看来都显得非常荒谬,但这在当时的我军中是普遍情况,而且也是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授意认可的。

因为当时我军部队确实过得极为艰难,可我军又向来以军纪严明而著称,自然不可能白拿老百姓的东西,因此才写下了大量欠条。

而为了提高欠条的可靠性,大家一般都会填上直属最高长官的名字。

当然,要想跟民众“打欠条”是要有两个大前提的。

第一是部队确实有需要,而民众也是出于自愿的态度;

第二是打借条要多方公证,将士不得以个人名义单独进行、更不能公报私囊予以私用。

在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有些好奇,倘若是借条是真的,那为什么时隔70多年周家才来“收款”呢?

原来,在贺龙元帅麾下部队路过湖南宝庆地区的时候,其条件极为艰苦,而彼时的周家可以说是颇有余财,因此周连池在借钱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打算后面再要回来。

甚至就连那张借据也是在我军将士的强烈要求下才立下来的,为了防止给我军造成不好的影响,周连池把这件事看作自己心中的一个秘密,就连家人都没提过。

后来,在土地革命时期,周家被人们认为是“地主”,狠狠批判了一番,而其家产也被均分,以至于生活的较为贫穷。就在周连池去世前夕,他告诉儿子族谱里有个秘密,让儿子在他死后再去看一看。

恰逢彼时的周炎光伤心过度、竟一度忘了此事,直到后来无意中翻开族谱才找到了这张借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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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父亲曾经做过的事情后,周炎光这才找到了我党中央。

经过众人的不懈努力后,终于在这张借条的真实性上推出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可是很快众人又陷入了两难中,70多年过去了,这笔钱究竟该怎么还呢?

换算物价、多倍返还

我们都知道,随着物价的不断飞涨、货币本身是在不断贬值的,如今的420块和当初的420块相差甚多,而从单纯的价值和综合的考量两方面来分析,我们能够得到两种换算结果。

从单纯的价值上来看,当初一块银元,如今的价值应该在30~40元左右,也就是说换算成人民币大概在12600~14800元。

而倘若我们结合物价来分析,民国初期,一块大洋能买60斤大米,而抗战时期一块大洋仍能够购买25斤的大米,也就是说在立下借据的时候,420块大洋足足够购买1万斤大米左右,再换算到如今,一斤大米2.5元的物价上,我们能得出其实际价值,约为25000元。

这样计算看似合理,可实际上真的能对标那420块银元的价值吗?

也不尽然,因为我们在分析420块银元的价值的同时,还应考虑到人民生活水平的飞速提高,而杂交水稻的应用与推广更是进一步降低了大米的价格。

综合以上诸多因素,我党最终出于鼓励性地给予了周炎光先生5万元人民币。

在得知党和国家最终做出的定论后,周炎光喜出望外,他真正高兴的不是拿到了5万块钱,而是国家认可了他父亲“爱国人士”的身份。

实际上,这张借条最大的价值其实来自于其本身。

我们都知道文物古玩会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升值,主要是来自于其收藏意义,而这张借条又何尝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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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在建国之后,我党收到了许多的借条,但是那些借条在一一核实后,要么被销毁、要么被收为国有,不是普通人可以收藏的。

而这张借条就不一样了,国家特批周炎光可以保留,也算是对于他与他父亲的一种嘉奖与鼓励宽慰。

以贺龙元帅的名义签下的借条价值几许呢?

对此社会各界的收藏家们很快就给予了这个问题答案,大家纷纷联系周炎光,报出了非常高昂的价格,希望可以借此将这张借条从他手中买下。

周炎光只要将借条出售,可以说顷刻间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但他最终全都一一拒绝了,并作出了如下答复,

“这张借条对于我父亲、对于我来说都有着深刻意义,我希望能够将他世代珍藏下去,因此是不会对外出售的。”

“做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以上这句话出自于我国古典文学《尚书》,我觉得将这句话拿来形容我党来说最为贴切不过。

无论是用小推车推出来的淮海战役,还是全国动员炒冷面的抗美援朝,民众之所以会始终站在我党以及国家的立场上,不正是因为我们的党和国是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吗?